今日热点:阿里巴巴回应被处罚182.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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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当所有其他互联网大厂创始人，都在苦于自身控制权被资本或董事会压缩和剥夺时，马云仅凭8.9%股份，就牢牢掌控着阿里巴巴的绝对控制权。

大众都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在问题的答案浮出水面之前，曾经风光一时的马云，在接连遭遇国家监管之后，风头不再。

此前的风云变幻与荣光，也随着4月10日针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开出行政处罚罚单这最后一只靴子的落地，而烟消云散。

早在2020年年末，CNN就曾发表过一篇观察员文章，题目叫《留给马云的时间不多了》，该文从种种迹象分析了政府高层对待马云的态度，并警醒马云，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该文并未在国内媒介圈内大范围流传，但此后，针对马云以及阿里巴巴的种种管制调查逐渐出现。而这一切，都要追溯至马云在金融峰会上的大放厥词。

阿里巴巴事件时间线：

2020年10月24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外滩金融峰会的马云，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当下并未面临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并提倡坚持金融创新，建立起崭新的生态系统， 而创新就一定会犯错误，犯错之后再做修正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峰会上长达21分钟的演讲中，马云不仅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人俱乐，还批评中国当下的金融体系不完善，而且中国银行业的当铺思想严重，还指出国内监管部门对待互联网在金融方面的创新过于谨慎保守。

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分别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官方监管约谈。

11月3日，彼时备受各方关注的，堪称宇宙体量最大的蚂蚁金服IPO，突然被证监会紧急按下暂停键，原本一番丰顺的上市计划被限期阻止。

12月，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针对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开展立案调查，国家审计署等监管部门组成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对相关事项展开调查。

2021年4月9日，一直悬停在阿里巴巴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终于掉落下来，国家监管机构宣布，市场监管部门专案组在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上，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了多番检查，并调查询问了诸多相关人员，获取了大量的证据材料。

最终确认阿里巴巴集团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

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并借助市场力量、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保障“二选一”要求执行，维持、增强自身市场力量，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为，阿里巴巴此种行为，不仅影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因此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在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中的4%作为罚款，金额共计182.28亿元。

阿里巴巴集团在收到行政处罚通知书后，即刻通过《致中小股东以及客户的一封信》，向外界传达信息，表示对此行政处罚“诚恳接受，坚决执行”。

鉴于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巨大体量和市场领头羊地位，此次对它的处罚，不仅是对金融电商行业本身的一次规范，更是敲山震虎。

此举意在提醒其他电商平台和巨头们对内进行整肃与自查，严格规范国内电商市场，保证电商平台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国家监管基础上合理发展，有所收敛。

在了解了表面上的前后关联之后，让我们再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马云始终能够全权掌控阿里巴巴呢?

显然，不是他有神通，而是因为他较早实行和布局的合伙人制度。

通过这一制度，在董事会上，哪怕大股东软银和雅虎，也各自只能提一名人员进董事会。而马云和蔡崇信则是阿里巴巴的永久合伙人，会一直存在于董事会，除非自己放弃。

可见，马云即使辞任，也始终掌握着董事会的控制权。

而此外，马云曾巧妙地以手中3.7%的股份，全权掌控了蚂蚁金服，并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中独立出来，置身于蚂蚁金服旗下。业界曾经传言，马云其实是想通过做大蚂蚁金服之后，再杀个回马枪通过蚂蚁金服来收购阿里巴巴。

马云在互联网方面的创新和创举，的确振奋人心，也成效显著。但是任何事情，如果只从单一角度去看，就一定会有失偏颇。

壮大后的阿里巴巴以及围绕在马云以及阿里周围的资本，逐渐开始显露出一只“吞金兽”的贪婪与凶悍。

不断收割韭菜，不断提高直通车费用，不断在中小商户身上赚取利润，又罔顾国家金融管理条例，不断以花呗、借呗等各种借贷形式引诱年轻人超前高额贷款消费，自己收取手续费存储消费大数据，却将金融风险始终汇集到国家银行。

乃至在借贷平台引入金融资质极不规范的民间高利贷银行机构，种种违规行为，不仅制造了较大的社会隐患，更为原本就不甚稳固和健全的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高风险。

资本家们盆满钵满，社会、民众、国家却在背负潜在的风险，成为资本吞金兽们的垫脚石。这样的现实，放眼全球各国，也是非常罕见的。

因此，逐渐崛起的资本与控制者，逐渐显露出了与其社会地位不相吻合的实力与权力。

在去年CNN的一则报道中，就曾经把马云与马化腾比作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原因在于：Jack马与Pony马，分别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在国家金融体系内占了有一席之地，并分别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物流和90%的社交信息。

此外，长期以来，民众和社会都认为，互联网经济得以发展，是马云等互联网人物搅弄风云，自身能力强的原因。

但事实上，一个国家在商业领域内的任何创新与成功，不只取决于创新者的智慧与胆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监管层面上的松与紧。

也就是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除了传奇人物的迅速崛起与倾力创造之外，更重要的是隐身于幕后，暗中为互联网发展牵线搭桥，创造有利政策条件和舆论环境的国家政策与政策的制定者、观察者。

正如阿里巴巴本次在公开信中所表态的那样，阿里巴巴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得益于管理部门对创新的支持和包容。”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放管服”，没有中国准资本主义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背景、中国国内市场的高度自由化探索，就不可能有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的诞生。

近十年来，国家基于战略考量，对互联网创新的尺度和发展空间一度采取宽容、包容甚至鼓励的态度，但却从未允许或认可过逐渐壮大的互联网资本，在占据绝对的市场主体位置后，对国家资源以及民众不断进行毫无底线的压榨与收割。

历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和力量，借势逐渐强盛强大到几欲超越和挑衅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监管时;当民间资本挟各方(国内外)力量，意欲通过“创新(动摇)金融体制”等看似合法合规的手段，逐渐从更深层面上动摇国家根基时，深富“斗争经验”的政治精英们，自然不会允许整体局势，朝着各路资本所希望的方向倾斜而去。

不可否认，互联网电商等行业对中国的发展、提速、模式创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影响。然而，人们未曾料到的是，全世界遭遇黑天鹅来袭。

随着新冠的突发，因新冠引发的国际关系危机，使得中国当下面临着西方世界集体打压和孤立，中美脱钩危险系数增加，全球化大门有可能被逐渐关闭，失去国际市场的中国将面临国内工厂因缺乏订单、原材料、产业链断裂等风险。

而这一切不确定因素，都使得国内经济发展骤然趋紧。

因此，在国内外各种暗流不断涌动的情况下，以稳定金融系统和消费市场，严控市场环境，稳就业稳民生为目的的国家层面的监管，就出现得理所当然了。

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行政处罚，不过是有通过杀鸡儆猴的手法，对可能造成市场动荡的各类因素进行警示与约束，也是提前应对未来严酷形势的一种预警。

从根本上来讲，权力出手威慑并约束资本，对民众而言利大于弊。

毕竟，无论是过去风平浪静时期，还是在当下复杂而动荡的格局之下，资本永恒而唯一的目的，都是不顾大局赢取自身利润，而一旦资本失去政策公权力层面的约束与监管，那么国家经济和普通民众生活，首当其冲受到损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若权力结构不对资本操控一切的恶习做出反应，那么最终被颠覆的，必然将是权力本身。